心甘情願


家師志開上人有兩個弟子,一個是師兄滿成法師,一個是我。但是師兄已另有師承,是受過戒後才來禮拜家師的。因此,他自謙說他只能算半個徒弟。

師兄在年輕時,比我更苦,因為做人老實,不很聰明,經常被人欺侮,被人冤枉,像小媳婦一樣,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,要受很多的委屈。有時,被罵、被怪得太多了,我看不過去,上前安慰他,他總是很泰然的對我說道:「沒有關係,那些都是我心甘情願的!」

他的忍耐,他的無爭,他說話曠達的語氣、磊落的胸襟,令我欽佩不已,我於是將這句「心甘情願」的話,牢記在心。

後來,在十年的參學期間裡,我也飽受無情的打罵與無理的要求,尤有甚者,嚴苛封閉的叢林教育,非但隔絕了一切外緣,連眼見耳聞也受到限制。不准看,不准說,這對於一個正值求知欲旺盛、充滿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,可以說是莫大的考驗;而物質之奇缺、作務之辛勞,更是令人難以想像!我所以能夠安住身心,不以為苦,就是憑著師兄的一句「心甘情願」,作為我的座右銘。出家,是我心甘情願的;讀書,是我心甘情願的;苦行,是我心甘情願的;各種打罵委屈,都是我心甘情願的。因此我心平氣和地度過了十年寒暑,期間所培養的堅忍負重的性格,成就了我日後修行辦道的雄厚資糧。

我最初離開叢林時,二十一歲擔任一所鄉村國民小學的校長,我什麼也不懂,什麼也不會,只憑著因緣際會,抱持堅忍負責、「心甘情願」的認知,以勤補拙,謙沖學習,竟然也做得有聲有色。

二十二歲,出任南京華藏寺監寺時,是一九四八年。雖然明知當時國家局勢和佛教狀況已不可為,我還是冒著生命的危險,聯合同道創辦《怒濤月刊》,奔走鼓吹革新思想,期能力挽狂瀾於既倒。儘管多次幾至死地,但是我們仍然抱著「心甘情願」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決心,屢仆屢起,愈挫愈勇。

隨著政府來臺之初,到處人心惶惶,我請求寺院給予掛單,總是遭到拒絕,甚至食宿都沒有著落。雖然當時也曾有《今日青年雜誌》邀我當編輯,更有《戡戰日報》聘我為記者,然而我自己細細思忖:既然身為出家人,就應該把出家人做好,怎麼可以捨本逐末?因此都一一予以婉拒。多少的日子,我在饑寒交迫下度過漫漫的長夜;多少人笑我迂腐冬烘,不識時務,我還是「心甘情願」,只想一心一意作好「和尚」的本分。

後來,終於在一家寺院安頓了下來,我早起晚寐,做種種粗活:拉車買菜、擔柴運水、看守林園、跋涉收租,乃至灑掃扒糞、掩埋死屍……,雖然時常感到事務繁忙,但是為了感謝他們的慈悲收留,我「心甘情願」以勞力作務來報答。

在工作之餘,我為教撰文。我向各大報刊投寄破邪顯正的文章,我反對政府最初取締拜拜,而建議改良拜拜,我反對宗教管理辦法,建議訂定各宗教一體遵行的宗教法。那時我除了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,一無所有。

我經常看到同道們外出作完經懺佛事,攜回大包小包的供養,而我自己卻連購買紙筆的金錢都沒有著落,但是我一點兒也不羡慕,因為只有「弘法利生」才是我畢生的志向。

有一天,正在提筆寫作時,一位常在寺中幫忙的達賢姑走來,苦口婆心地對我說:「法師!你要去工作,不然你會嘸飯呷(吃)唷!」後來,我才發覺,每當我埋首讀書和撰稿時,寺眾都投以異樣的眼光。這也難怪,因為在那個年代裡,一般人都不注重搖筆桿、爬方格子的文人。雖然如此,有識於文字般若對弘傳佛教的重要性,我還是筆耕不懈。我為中央廣播電臺撰寫廣播稿,我為各雜誌撰寫文章,即使嘸飯呷,我也「心甘情願」!

甚至為了協助東初長老編輯《人生月刊》,我節衣縮食,自掏腰包,購買郵票稿紙,還倒貼車資,前後達六年之久。為了辦好《今日佛教》,我也不憚辛勞,經常往返臺北宜蘭之間。多少個夜晚,我為了撰文審稿而通宵未眠;多少次出刊,我為了趕稿送件而粒米未進。我默默耕耘,不以為苦,因為我已立定志向,「心甘情願」為佛教慧命的長存而捨身捨命!

早年,懂得為佛教文化盡心盡力的人實在太少了。因此,對於願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,我都尊為上賓,給予種種的款待服務;對於文字有興趣的初學者,我也不厭其煩地教導他們寫作,儘管耗時費力,我也「心甘情願」,樂此不疲。

於今,一些出版界的朋友,譬如作家鄭羽書想要發行宮廷大內典藏的佛經,我便「心甘情願」作不請之友,向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商借;采風出版社的姚家彥要編印佛教書刊,我也幫助他行銷。甚至當年素少往來的張曼濤以及朱蔣元,我也建議他們出版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》和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》,並且一再贊助他們。後來,他們財政發生困難,向我求援時,我也不計嫌隙,四處為他們籌款,不下數百萬元,助他們度過了難關。當時徒眾都不以為然,而我為了佛教文化的傳揚,還是「心甘情願」,力排眾議,搶救了這兩套書。今天這兩套書對佛教的貢獻,我想是有目共睹的。

從《覺世旬刊》到《普門雜誌》,從「佛教文化服務處」到「佛光出版社」,從《佛光大藏經》的編纂到《佛光大辭典》的發行,三十年來佛光山文化單位經常入不敷出,然而財務的拮据從未影響我辦理佛教文化事業的決心!

過去,我省吃儉用,每到一處,便廣為蒐集佛教文物,為了節省運費,我抱著沉重的佛像法器、經書聖典,國內國外,上機下機,出入海關,往往引起旁人奇異的眼光,甚至被譏為經商販賣。其實,我為了實踐自我期許的理想和目標,「心甘情願」忍受一切難堪與汙蔑。後來,從臺北到高雄,從國內到國外,因為我的努力,近十間的圖書館成立了,佛光山、西來寺、巴黎道場的佛教寶藏館完成了,我的心願逐漸實現,見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漸增加,雖然數十年來屢賠不賺,還是覺得非常「心甘情願」!

我歷經動亂紛擾的年代,初來民智未開的臺灣時,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,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。因此,當壽山寺落成時,我便決心創建壽山佛學院,以作育佛教的專業人才。信眾得知之後,無不為我擔憂,因為以我當時微薄的財力,光是應付平時的食宿費用,便已捉襟見肘,更遑論其他龐大的開支了。甚至有人警告我說:「師父!你會因此沒飯吃!」然而想到培養僧才的迫切性,我以為:即使窮苦潦倒,效法武訓的乞討興學,我也「心甘情願」。

因此,我還是堅持辦學。從此我自奉更儉,每獲些微供養,便購買桌椅文具,而且時時留心延攬飽學之士來院授課。為了籌建東方佛教學院,不主張趕經懺的我,也曾到太平間通宵誦經。在籌設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時,我率領學生煮飯賣麵,以誠心及勞力募得資金,終於把學校辦了起來。後來,開辦國際學部英文佛學班,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禮聘名師來佛光山教學,管理財務的職事們常因所費不貲而大吐苦水,我何嘗不知此中的種種艱難?但是,只要人才能夠得到培養,佛法能夠弘傳世界,一切一切的犧牲奉獻,我都「心甘情願」啊!

在佛光山創辦沙彌學園,更是含辛茹苦。目睹十歲左右的孩子們,由少不更事,把他們培育到長大成人,不知花費多少的心血!但是就在他們長大之後,難過兵役一關,一個個都因為禁不起環境的誘惑而流失於社會。每見及此,我總像失落掉什麼一般的痛心。但是只要有人申請入學,我還是欣然接受。我的弟子不忍見我經常失望難過,往往力圖阻止,並且痛切地說道:「師父!您真傻,這些孩子將來不會記住您的恩德的!」常常爭執不下時,我的一句「心甘情願」,即刻令他們為之語塞。

二十餘年後的今天,當年近五十人的沙彌,鳳毛麟角只留下慧龍、慧尚等人。目前他們都擔任佛光山的要職。雖然是播種多,收成少,我已覺得彌足堪慰。目前,佛光山的沙彌又已增至百人以上,人數何止是當年的三倍,將來又能留住多少人才?弟子們過去所說的話又在耳邊響起:「師父!您真傻喔!」而我,還是那句話:我「心甘情願」作一個「傻瓜」!

二十九年前,我與南亭、悟一兩位法師共同創辦了智光高級商工。不料到了後來,各種信函和文件的創辦人欄中,都沒有了我這個創辦人的名字,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參與會議。一些人為我忿忿不平,我總是一笑置之。

其實在辦學的經驗中,不能盡如人意的事還有很多,舉其犖犖大者,如:一九八○年,我在文化大學初設印度文化研究所時,不但南北往返,親自授課,還要奔走各處,募集資金,可謂辛苦至極。辦了三屆,後來張創辦人其昀先生逝世,校方因故停辦,心血盡付流水,我始終毫無怨言,畢竟辦學培才是我「心甘情願」的!直至近來張鏡湖校長開始重視佛教文化的研究,一再希望我恢復該研究所,可見真理的光明畢竟不會永遠隱晦。

走過多年的風風雨雨,如今我在社會教育建設上,除了各地的幼稚園不算,在國外,我們有西來大學以及多所的中華學校,在國內則有六所佛教學院,還有普門中學。目前,佛光大學的籌建工作已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,我又要開始為教育而費心費力了。我常常自己默念:為了作育英才,無論多麼艱困,我都「心甘情願」,面對挑戰。

文教事業固然不是立竿見影的百年大計,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,才能厥奏其功。最初,我為構思說法的內容而殫精竭慮;我為了爭取佈教的自由而與警察頻生衝突;我以現代的活潑方式講經,而屢遭自許捍衛傳統的佛教人士非議;甚至勒緊褲帶,自貼車資來往各地弘法。

記得二十八歲那年,我到東部講演,為節省運費,自己抱著大臺錄音機來回,結果得了嚴重的風濕腿疾。當醫生宣布需要鋸腿的診斷時,我並不害怕,也不怨悔。因為我始終認為:我今日為度化眾生,為弘揚佛教所做的一切,都是「心甘情願」的。何況行動不便,正可以安坐斗室,讀書著作,一樣可以弘揚佛法啊!後來因為傳教忙碌,也忘了病苦,腿疾竟然不藥而癒,於是我更加勤於說法。

我曾經在宜蘭、高雄兩地之間,每週來回佈教達十年之久;也常沿著荒郊小徑步行數小時,到偏遠的寺院開示佛法。後來,弘法的邀約不斷,經年的趕場赴會不但使我居無定所,連吃睡讀寫都是在車廂機位上進行;而為了一句承諾,奔波百里,甚至洲際穿梭,也是常有的事。直到現在,我雖已從佛光山退位八年,仍然不得空閒,經常應邀參加他們的會議。只要有人要我,只要是為了佛法的弘揚,我還是「心甘情願」,勤於赴會。

決意興建佛光山時,信徒們見到遍山的荊棘麻竹,個個都驚懼起來。他們認為:當時已經有壽山寺足以棲身課徒,又何必千辛萬苦,另外開山?在海外建立道場時,一些人又說:「何必將寺廟建得那麼多?那麼大呢?」這些意見固然不無道理,但是,為了安僧度眾,我「心甘情願」承受辛苦;為了弘化更廣,我「心甘情願」喜捨千金。

佛光山創建後,我為地方修橋鋪路,興學教化,甚至慈善救濟,帶動繁榮進步,無奈一些鄉民反而需索無度,謗佛毀僧。海外道場一一落成了,又有國人埋怨我將資金帶往國外。其實,當國際人士對臺灣豐厚的外匯存底咋舌眼紅之時,我在海外建寺,宣揚中華文化,為國人回饋世間盡棉薄之力;當初臺灣接受美援時,貧窮辛苦,現在能施捨結緣於世界,為什麼不做一個樂善好施的富人呢?人心之貪瞋愚癡,實在令人扼腕唏噓!但是為了佛教的弘揚、文化的傳播,我還是義無反顧,因為我習慣了「心甘情願」,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語。

基於一片弘法的赤忱,我採現代方式宣揚教義;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;我為大眾演說生活化的佛法;我將佛教帶入國際化的境地。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,願以拔苦與樂之心,利益普天下的蒼生;我以平等恭敬之行,接引十方大眾;我關懷國事,直陳建言;我急公好義,為民喉舌;信徒來山,我以禮相待;政要訪問,我也竭誠歡迎;百姓邀約,我滿其所願;軍警請法,我也樂說不拒。清夜捫心自問:為教為僧,我不遺餘力;為國為民,我用心良苦;區區善意,從不望褒揚,但不意得來「企業和尚」、「政治和尚」之稱。儘管如此,能為佛教走出更寬廣康莊的天地,我「心甘情願」背負譏毀,不以為苦!

大家見到我的徒眾與日俱增,好生羡慕,但是其中的辛苦,鮮為人知。《維摩經》云:「弟子眾塵勞,隨意之所轉。」我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眾,或施以開導,或軟言慰藉,或讚揚鼓勵,或再三教誡……。此外,我更方便權巧解決他們的各種問題,給予他們良好的教育環境,提供進修深造的機緣,建設清幽的居住房舍,成立各種的福利措施。我以養蘭之心護覆弟子,我以植苗之誠培養徒眾,感恩圖報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,背義忘情者也會讓我遺憾惋惜!記得十年前,我曾供給一對姊妹習醫,不料她們醫學院畢業後,不僅不思回饋,反而恥笑同門;一些弟子們身懷長才後,貢高我慢,覓枝另棲。自己的心血、希望付諸東流還算小事,放心不下的是這些徒眾走出山門之後,是否會迷失掉自己?

所幸還有許多以教為命的優秀弟子,日夜精勤,為教為眾而奉獻自己。如:宅心仁厚的心平,早年「心甘情願」隨我開山闢土,繼任住持後,接下佛光山龐大的組織和債務,仍一本初心,無怨無悔;耐心柔和的慈莊,四十年前未出家時,腳蹬高跟鞋,挨家挨戶把佛書推展到每一戶人家,後來到美國創建西來寺,歷時十年,備嘗艱難,一直都是「心甘情願」,任勞任怨;才華洋溢的慈惠,當年放下高薪的職位,「心甘情願」地跟著我到處弘法,隨侍翻譯,並曾在大學任教;能幹練達的慈容,自一九五三年皈投三寶後,便「心甘情願」地以弘法利生為己任,以瘦弱之軀,現在負責中華佛光總會的工作,未嘗稍懈;淡泊恬正的慈嘉,日本留學後,「心甘情願」地回國為僧伽教育克盡厥責,三十年如一日;其他如慈怡、心定、依嚴、依恆、慧開、依空、依諦、依淳、依法等……,乃至我後期的弟子,如尼泊爾的滿乘,「心甘情願」地以弘揚大乘佛法為己志;美國籍的滿仁,「心甘情願」地以清除垃圾、美化佛光山來廣結善緣;韓國籍的李仁玉,於成功大學畢業後,「心甘情願」地來到中華佛光總會服務人群……。他們的發心奉獻,已獲得大家的肯定與讚賞,所以我奉勸未來的門徒弟子,想要有所成就,先要「心甘情願」地奉獻自己。

人生在世,若能時時以「心甘情願」的態度來實現理想,必能有苦時不覺苦,有難時不覺難,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,而無事不辦,無願不成。




(星雲大師 佛光廿七年-一九九三年六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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